2023年7月6日，在最高檢發布的第四十五批指導性案例中，一起手段特別殘忍、情節特別惡劣、罪行特別嚴重的涉毒惡勢力犯罪集團案件引發關注。
近日，記者聯系了參與辦理該案的四川省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部主任王小蘭，就該案辦理過程以及未檢工作進行深度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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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近日，你院辦理的王某等人故意傷害、販賣毒品、強迫他人吸毒、容留他人吸毒二審抗訴案件入選了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第四十五批指導性案例。這起案件因為涉及到未成年被害人，備受關注。您能簡單介紹一下案情嗎？
王小蘭：2017年11月底至2019年1月期間，王某為牟取非法利益，組織龍某、王某湘、米某華在四川省攀枝花市零包販賣毒品海洛因36次，并容留多人在其租住房內吸毒。為掩蓋毒品犯罪事實，王某以贈送吸毒人員吉某貨值100元的海洛因為條件，“收養”吉某的兩個兒子安某甲和安某乙（男，8歲），控制、脅迫二人幫助其販毒，并長期毆打、虐待，多次強迫安某乙吸毒。2019年1月22日晚至次日凌晨，王某得知安某甲將團伙販毒情況告知吉某后，不顧王某湘勸阻，伙同龍某在租住房內毆打、電擊安某甲，并強迫安某乙毆打安某甲，還指使龍某逼迫安某甲吸毒。同年1月23日上午，安某甲因全身大面積皮膚及軟組織挫傷，皮下出血致失血性和創傷性休克死亡。案發后，王某親屬與吉某達成賠償協議，約定王某親屬賠償5萬元后吉某出具諒解書，余款于2021年12月31日前付清。
記者：檢察機關提出抗訴是出于什么考慮？辦案過程中發現了哪些問題？
王小蘭：2020年5月，一審法院認為，王某系惡勢力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本應嚴懲，但考慮其賠償被害人家屬部分經濟損失并取得諒解，對其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并限制減刑。攀枝花市檢察院認為，王某屬于“罪行極其嚴重”，應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一審量刑不當，應提出抗訴，并向省檢察院進行了匯報。
我院經調查發現，王某長期控制、利用兩名未成年人販毒，并對二人長期毆打、虐待，又唯恐罪行敗露而對未成年人安某甲長時間、高強度毆打，最終致其死亡，王某構成故意傷害罪。一審定罪是準確的，關鍵問題是量刑。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故意殺人、故意傷害案件正確適用死刑問題的指導意見》，故意傷害犯罪適用死刑應當比故意殺人犯罪更加慎重，標準更加嚴格，只有對于犯罪后果特別嚴重、手段特別殘忍、情節特別惡劣的被告人，才可以適用“死刑立即執行”。本案中，王某是否符合“三個特別”，判處死緩是否適當，如何把握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案件中“死刑立即執行”的適用標準，成為本案最大的爭議焦點。另外，本案的賠償諒解是否足以影響對王某的量刑，也需要進一步審查判斷。
記者：對王某判處死緩是否適當和賠償諒解情節是否足以影響量刑涉及到寬與嚴的把握。
王小蘭：是的。2020年6月7日，攀枝花市檢察院以一審判決對王某量刑不當為由提出抗訴。我院圍繞以上關鍵問題，通過引導公安機關補充偵查和自行補充偵查相結合的方式，補充完善多組證據，有力夯實了支持抗訴的證據基礎。
我們通過審查尸檢報告、復勘現場等方式，判斷出王某的傷害手段讓安某甲“生不如死”直至死亡；通過訊問同案犯，認定在安某甲身體極度虛弱的情況下，王某還逼迫其吸毒，加速其死亡，犯罪情節特別惡劣；通過走訪核查，掌握到王某長期半公開地對兩名未成年人施暴，導致周邊群眾膽戰心驚，因害怕遭到報復打擊而不敢作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結合王某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其確屬“罪行極其嚴重”，應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為準確判斷本案中賠償諒解情節對量刑的影響，我們全面審查核實相關情況，查明王某親屬將吉某出具諒解書、法院不對王某適用“死刑立即執行”、案發兩年后才支付全款等作為先行部分賠償的附加條件，不能體現被告人真誠悔罪。而且，吉某系吸毒人員，為了收取貨值100元的海洛因就放棄法定撫養義務，將兩個小孩子交由毒販控制，對孩子身上的傷痕長期不聞不問，屬于有重大過錯的監護人，其出具的諒解書對量刑的影響應當有別于履行了撫養教育職責的監護人出具的諒解書。王某對兩名未成年人的暴力行為是為了控制他們實施毒品犯罪，雖然得到吉某諒解，但其破壞的社會關系并未得到修復，不應從輕處罰。2020年8月，我院決定支持抗訴。
記者：在保護未成年人方面，檢察機關做了哪些工作？
王小蘭：審查案件期間，我們了解到，被害人安某乙因被王某等人強迫吸毒，被強迫參與毆打自己的哥哥安某甲，身心受到極大創傷，情緒很不穩定，拒絕陳述與案件相關的情況。為此，檢察機關積極查找安某乙的下落，并聯合相關部門通過多種方式對其進行一體化保護。
針對安某乙心理創傷情況，檢察機關及時對其開展心理疏導，幫助其解開心結，逐步引導其開始與人正常交流。后來，安某乙將案發當晚的經歷向檢察機關作了完整的陳述，這個陳述直接再現了犯罪主要過程。案發地和安某乙居住地的檢察機關還定期走訪安某乙所在的學校，在保護隱私的前提下關心他的身心健康狀況，及時開展心理疏導。
針對安某乙母親服刑、父親失蹤、事實無人撫養的情況，攀枝花市檢察院建議公安機關通過調查其父親生活軌跡、走訪其戶籍地親屬及基層組織等方式，對其父親開展失蹤人員調查取證。結合調查情況，該院推動召開多部門聯合協調會，后當地民政部門認定安某乙為“事實無人撫養兒童”，變更監護人為其外祖父。四川省檢察院為安某乙申請到司法救助金，并委托第三方對司法救助金進行監管，確保救助資金按時足額發放，供安某乙使用。檢察機關還協調公安、教育等部門解決安某乙戶籍、入學、生活補貼等問題。目前，安某乙生活狀況、身心情況良好，已逐步走出被侵害陰影，回歸正常生活。
辦案中，檢察官多次深入案發社區走訪、調查，深挖案件背后存在的社會治理問題。針對發現的城市房屋租賃監管、吸毒人員管控、街面治安巡查等三方面問題，攀枝花市檢察院發出檢察建議，有關部門積極整改，落實了出租房屋實名登記制度；以社區為單位清查在冊吸毒人員，要求刑滿釋放人員登記備案；組建治安巡邏隊，增加巡邏頻次和力量，為人民群眾撐起法治藍天。
記者：本案的指導意義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王小蘭：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方面指導意義：檢察機關充分發揮刑事抗訴制度的價值，通過抗訴明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案件的死刑適用標準，對于利用未成年人實施毒品犯罪并殘害未成年人致死的，堅持依法適用死刑，立即執行；對諒解書開展實質性審查，明確對于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嚴重挑戰公眾道德底線的暴力犯罪分子，即使得到被害方諒解，也不足以從寬處罰；發揮檢察一體化優勢，通過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制發檢察建議，系統開展法律監督，實現辦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