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銀保監會下發《關于進一步規范商業銀行互聯網貸款業務的通知》(下稱《通知》)，在2020年7月、11月兩項政策基礎上，進一步加大互聯網貸款監管力度。
這次《通知》雖然看似是面向商業銀行，實際上全面輻射到互聯網貸款鏈條上的所有資金方機構：商業銀行(含外資行)、信托公司、消費金融公司、汽車金融公司。當然還有參與貸款業務的互聯網公司或者平臺方，并對具體業務開展過程中的出資比例、規模占比等均有明確的量化要求。不過，細細梳理其中的監管邏輯，尤其是政策后續影響，就不難發現，《通知》中明確規范“商業銀行的互聯網貸款業務”不無道理。
此前的一些互聯網聯合貸款業務中，互聯網公司、金融科技公司等平臺方以一定比例保證金的融資擔保，和機構資金方合作發放貸款，進而分配利潤的模式非常普遍。這次《通知》明確，聯合貸中合作方的出資比例不得低于30%，這意味著，以“助貸”角色出現的平臺方今后將往更加純粹的合作商、服務商角色靠攏;部分實力平臺，比如螞蟻借唄、微粒貸等將會集中規模有限的自有資金在優質核心渠道上發力，以符合監管要求。
在上述的分配利潤模式中，平臺方合作的機構資金方，就有不少來自內蒙、河南、天津等地區的城商行或農商行。而按這次《通知》要求，地方法人銀行不得跨注冊地轄區開展互聯網貸款業務，存量的業務要逐步到期清退。這意味著，不僅平臺方會受到影響，一些通過互聯網渠道跨區域貸款規模高增長的中小銀行將最受傷，必須在監管規定的過渡期內按要求把杠桿降下來。
過去數年的互聯網貸款業務擴張中，一個非常突出的現象正是不少與平臺方合作的中小銀行，往往集中在中西部，這些地區的銀行受限于當地資產質量、經濟發展水平等多個因素影響，通過互聯網渠道放貸;貸款客戶卻往往多集中在東南沿海、珠三角等地區，出現區域“錯配”。此次《通知》禁止地方法人銀行跨區開展互聯網貸款業務后，這些地方性中小法人銀行將不能再依靠互聯網貸款業務進行擴張。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數年不少地方法人銀行對聯合貸款趨于警惕，也加大了自主研發、自建互聯網系統的投入。比如他們通過自家的手機銀行，向持有本行卡的、但在異地(非銀行注冊地)的客戶發放貸款，這是否又屬于此次限制展業的范圍呢?
從數位銀行業分析人士的反饋來看，這事還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比如一些縣市的農商行、城商行，客戶在申辦該行的儲蓄卡時，往往會被關注是否為當地戶籍。筆者體驗了數家城商行的手機銀行，比如江蘇銀行、寧波銀行，它們在發放大額消費信貸產品時，都要求客戶有當地的社保記錄。
事實上，包括寧波銀行、浦發銀行、郵儲銀行等國有行、股份行、城商行均在2020年下半年發布了“互聯網貸款業務管理辦法”，此次互聯網聯合貸款再收緊，可能已經是各行內業務守則的應有之意了。
《通知》還明確要求，互聯網聯合貸中，銀行與單一的互聯網合作方發放的本行貸款規模，不得超過銀行一級資本凈額25%;從總量額度上看，銀行全部聯合貸業務不得超過貸款余額50%。此兩條要求對銀行影響應該說有限。
部分中小銀行，尤其是部分北方及東南沿海的城商行、農商行，盡管過去兩年聯合貸款業務快速擴張，但作為定位服務區域的地方金融機構，不管是貸款規模還是總量額度，均能“達標”。預計極少數此前業務激進的中小銀行，將會大幅砍掉相關業務，進行縮量。此外，監管部門還給了一年多的過渡期，因此，業內人士對于這些銀行業務的平穩調整大多持有樂觀的態度。
